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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不语

那你们条件还是不错的，我们整个小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而且每个年级都是固定的老师在教，不似现在通常是由同一拔老师从入学带到毕业。

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的后果是一年级时一个班就有一百多人，教室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不过越到后来人越少，到五年级时，我们一个班大概就只剩下六七十人了，因为有一部分孩子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这在九十年代其实并不稀罕，转去外地读书的是极少数，因为当时的农村经济条件与户口政策不允许。

每个老师固定教一两个年级这事儿在数学上表现特别明显，这可能是由老师自身的学历水平决定的。

我们学校没有听说谁收到过学费上的资助，实在没钱你就别上学就得了，当时普九搞得轰轰烈烈，但造假也造明明目张胆，不会因为有普九任务就会在义务教育阶段善待穷人家庭的孩子。不过镇里的某一所小学似乎常年有收到过资助的，这所小学学校就在我高中学校的后面，不过传闻中的资助方说起来挺讽刺的，传闻是国外某个机构，这个我也没有求证过，就只当作一个传闻来讲述。

我整个少年时期唯一收到过的资助是我的家乡某年经历过一次大旱灾，旱灾大概两年后收到一批印有日文的鱼罐头，还是按户口分的，没有上户口的领不到这个援助。

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小学的学杂费大概是七十至九十块之间，但老师每个学期都会叮嘱如果有人问就说只收了四十到六十块之间，没有其他费用，千万不能说错话，否则会在档案中记过，拿不到毕业证等等。

当时有一小部分贫困家庭实在拿不出钱来，就会把家里的米挑到学校希望顶学费（之所以不先把米卖钱再交学费，是因为当时卖粮的渠道很有限，即便卖掉了通常也只是收到一张白条），经常会受到部分老师的嘲讽，这种嘲讽不仅发生在讨价还价的接待现场，还会发生的课堂上，有时候干脆会拒收，后来调过来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这种老师嘲讽学生家庭的事才减少许多。

在某一时期，的确出现过拖欠老师工资的情况，但一旦出现这种事，老师通常都会在我们身上想办法，组织各种名义的捐款，中途各种名目的杂费等等，几乎每个月都要收钱。

我们也有油印，甚至直到初中高中考试都还是油印，不过我们小学阶段的油印是要交钱的，每个学期都会收，印象中也就每学期不到十块钱的样子。

我读初中时学费倒没你那么夸张，我当时初中的学费似乎上270块，第一学期是找银行贷的款，后来我经常在各种考试中拿奖，帮老师批改试卷，还在书法比赛中获奖上过电视报道，学校也就默认我的学费可以缓交，我就是这么磕磕碰碰上完的初中，但不是所有人的运气都有我这么好，我初中阶段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在毕业前就离开了校园，有的是实在没钱交学费，有的是离家太远上学路太危险而成绩又很一般就干脆去学门手艺去了，我上初中那会儿，学校的师资力量其实也很一般，但好在大家都很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每个年级大概有六个班，我们那一届中招考试成绩下来后平均每个班有将近十个人考上了高中，在当时还是挺不容易的。

不过遗憾的是这所初中近些年成绩下滑非常明显，发生过多起初中女生怀孕的事，新入职的年轻老师也不干人事儿，现在大家都默认让孩子绕开这所学校。

我上一年级时，第一学期32块学费，第二学期36块。我老父亲说，读到四年级就不读了。我在想就这么涨，到四年级可能50几块吧，结果到了4年级，160块，到5年级二百多，具体多少忘记了，6年级头一个半年333，第二个半年忘记了。比头一个半年要多几十块，初一499一学期，初二少了20几块。这些都不包括一些杂费当时学校名目很多，小学和初中都在搞建设。那个下放到我们小学教书的表哥，就是在初中被家长举报他睡女生。被学校停职处理，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堂伯父，说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希望村小学接收他过渡两年。后来有人去村支书家借什么东西，村支书家里人把一个包，装着东西借给别人，别人拿回家，发现了这封信。此时他已经在我们村小学教书快一年了。那天暑假，我正好在这家人边上放牛，他们大人说话，我听到了。

我到我大弟上初中时，初中的建设搞完了，也就是现在的样子。除了操场橡胶跑道，是最近2015年后才修建的。我大弟成绩很好，年级前三，而且当时缀学，后来学校派人来找回去的。没有他的课本，学校看没有课本，期末考试都年级第三名。就奖了一套校服，免了学费，生活费。我们读书时，米是我们自己带去学校交的，到我大弟时，生活费是交钱。我大弟是幸运的，我和我小弟就没这事。从来没受到过什么资助也没被免过。我小弟从一年级当班长，到6年级因为欠学费换成学习委员，老师也是当学班学生的面说的。上初中他也是班长，那时我已经出门打工，我父亲因为学校催了一次学费，就叫我小弟回去了。过年回家知道后，让小弟复学，他也不愿意了。当时打工，不是每个月发工资，家里需要钱可以去找老板支钱的，甚至提前支一点也可以，父亲出于没让我上学的缘故，没叫我拿钱。后来我大弟在家时，摔成骨折，他宁愿到处借钱，也没打电话跟我说，我之前汇了一笔钱，叫姨妈代取的，姨妈说，家里需要钱了会找她的，他们见到我爸就没提这一道。我爸去借钱，他们就给了，我爸去还钱，他们才说是我的钱。

骨折第三天，我堂哥在街上遇到我爸，刚好那天有个同学，是我堂哥的邻居，他俩通电话，把电话给我，堂哥把事告诉我了。那时候，手机比较稀奇和贵，我没舍得买。我们村电话线都拆了，山区，又不是在高等级公路边上，在基站建到村里以前，都只有很少的几个地方能通电话。我记得，非典那年，我大弟专门写了一封信，花30块钱用特快件邮到武汉，问我的情况。现在邮身份证那种特快邮件，都只要18了，真是讽刺。厂里也没公用电话，我们也没想过把老板电话给家里。我们给村里打电话，都是用公用电话。村里的电话是那种带天线，架到山顶上的。